艾兴格林在柏林找了一位同事菲力克斯·戈德曼（Felix Goldmann）帮忙，让他在首都偷偷地进行阿司匹林的人体试验。人体试验当时刚刚兴起，根本没有“知情同意”的道德观念，更别说实施了。柏林的医生（和牙医）不用履行任何手续，就把戈德曼给他们的不明化合物开给病人服用。一位牙医把药开给了牙疼的病人，几分钟后，“病人跳起来说牙一点也不疼了”。当时并不存在快速消炎药，因此艾兴格林和那位牙医都将病人的快速好转视为奇迹。在其他病人身上的试验效果也不错：病人都表示这种药能止痛、退烧、消炎，而且不会引起肠胃不适，也没有其他明显的副作用。

艾兴格林将这些偷偷得来的试验结果报告给德莱塞，德莱塞却不置可否。看了艾兴格林的临床报告后，德莱塞写道：“不过是瞎吹牛罢了，这种药毫无价值。”德塞尔坚信海洛因才是公司的未来。杜伊斯堡最终介入了两位副手的纷争，他看了艾兴格林在柏林获得的临床数据，推翻了德莱塞的判断，在开展海洛因临床试验的同时，批准大规模进行阿司匹林的临床试验。

两种合成药都顺利通过了人体测试，拜耳准备正式发售这两种药。1899年，拜耳给阿司匹林起了一个通俗的名字：阿司匹林（Aspirin），字母“a”取自乙酰基的首字母，“spir”是拉丁语中绣线菊的意思，后缀“in”则是为了在欧洲语言中发音方便而加上去的。拜耳还弄清楚了阿司匹林的通用术语名称，极其拗口的水杨酸单乙酸酯。

然而拜耳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打击，由于其他研发人员之前也进行过水杨酸盐的合成，拜耳在德国的专利申请被拒绝了。正如同罗伯特·塔尔博尔在 17 世纪宣称自己有秘方从而打败其他金鸡纳销售商，拜耳之所以给仿制药起那么拗口的名字，就是想让医生多开拜耳的原研药，而不要开仿制药，医生肯定不愿意对患者说：“服两片水杨酸单乙酸酯，早上再给我打电话。”

尽管拜耳在德国没有获得专利（拜耳在美国获得了专利），市场营销力度却很大，阿司匹林很快成为合成化学时代第一种一鸣惊人的药。阿司匹林与天然提取的水杨酸类药物效果类似，但副作用明显减少。1918年西班牙爆发流感时，阿司匹林成为标配的治疗药物，使之在全球进一步声名鹊起。1917年拜耳在美国的专利到期后，仿制药如雨后春笋般涌向市场，但只要去当地便利店或沃尔格林连锁药房看一看就会知道，拜耳的阿司匹林销量依然很好，是为数不多的几种诞生于19世纪却成为20世纪常用药之一的药物。

如今，每年阿司匹林的销量高达7000万磅，相当于一艘小型航母的重量。随着其他非处方类止痛药的出现，特别是泰诺和布洛芬的出现，阿司匹林的用量在逐渐降低，但阿司匹林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稀释血液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因此阿司匹林作为治疗心脏病的药销量依然很好。

今天，如果你去翻看任何一本教科书或医学史书，几乎都不会提到艾兴格林这个名字，尽管是由他一手推动拜耳研发出了阿司匹林。几乎所有的书都会把艾兴格林的手下员工菲力克斯·霍夫曼作为阿司匹林的发明人，根据这些书的说法，霍夫曼的父亲为了治疗风湿病而服用水杨酸钠，但副作用很大，为了帮助父亲减轻痛苦，霍夫曼才发明了阿司匹林。事实上，霍夫曼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只是遵照艾兴格林的指令将乙酰基加到水杨酸分子上，他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合成这种化合物。为什么教科书的描述与事实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这得怪纳粹。

直到20世纪30年代，拜耳才公开了阿司匹林的研发过程，之所以迟迟不公开，主要是因为生物组负责人德莱塞从中作梗。他一直不肯原谅艾兴格林背着他偷偷测试阿司匹林，所以向公众营销阿司匹林时，德莱塞故意绝口不提艾兴格林这个名字。在阿司匹林诞生将近50年后，拜耳终于向公众公开了研发过程，当时该药已成为治疗头痛的瑰宝。然而不幸的是，纳粹掌权，即使是瑰宝也得服从雅利安人的旨意。

当时艾兴格林已经成为知名实业家，拥有自己的化工厂，但他是犹太人，被拘禁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集中营里，直到被苏联军队解救。拜耳公布的官方故事刻意忽略了一个犹太人在研发阿司匹林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把功劳都归给了霍夫曼，因为霍夫曼是雅利安人。在纳粹时代，慕尼黑博物馆化学展区名人堂内展示了阿司匹林白色晶体，旁边写着：“阿司匹林：发明人德莱塞和霍夫曼。”

“二战”后，已经80多岁的艾兴格林发表了几篇文章讲述真实的历史，并提供了原始文件作为佐证。霍夫曼从未在公众场合邀功，也没有驳斥艾兴格林的说法，然而纳粹时代的故事在化学史上已经根深蒂固，艾兴格林试图纠正历史错误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

事实上，公众对药物研发的认知往往与事实有很大的差距，就如同阿司匹林的故事。在被篡改的故事中，霍夫曼为了减轻自己父亲的病痛发明了阿司匹林，这项发明立刻得到了拜耳的认可，拜耳立刻将这种新药推向市场。事实上，一位心术不正的中层管理人员更看好海洛因的商业前景，他不惜一切代价试图终止阿司匹林项目。阿司匹林的真正发明人不得不偷偷进行人体测试以获取必要的数据，来说服高管批准他的项目（虽然按今天的标准看，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阿司匹林的诞生事实上算不上是一项新发明，因为其他化学家已经合成过类似药物。尽管竞争对手众多，拜耳仍然凭借出众的营销能力获得了不菲的收入，然后为了迎合20世纪初反犹太人的纳粹文化而编造了一个故事。

阿司匹林是史上销量最好的原研药，这就是阿司匹林背后的真实故事，该药也开启了药物研发的新时代——分子和合成化学时代。

（本文摘自《猎药师：发现新药的人》